口罩进化史:让外国人戴口罩咋就这么难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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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说2020年陪伴我们最久的东西是什么?答案可能是口罩。
在疫情最吃紧的时候,拥有一个口罩就相当于拥有了全世界,口罩还可能在未来一段很长的时间里,继续陪伴我们。
但面对疫情的肆虐,中西方却在对待口罩“戴还是不戴”的选择上出现了不同。
尽管在疫情已经明显好转的当下,中国人依旧人人佩戴口罩,而在各个城市的购物中心、公共交通中,不佩戴口罩者将不被允许入内。
在西方,却是另外一番景象。有的政府官员因为佩戴口罩参加和疫情相关的会议,遭到众人攻击;亚裔因为戴了口罩,在公共交通中被殴打;而在欧洲的一些国家,比如奥地利,当地政府会处罚带口罩的人,金额高达150欧元。
为何会出现如此的差异?还要从口罩的诞生和发展说起。
西方:黑死病催生口罩的诞生
即便在口罩这个问题上有这么大的差异,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,口罩都分别产生在两次重大的瘟疫中。口罩一直以来都是人类战胜瘟疫的重要武器。
催生西方口罩诞生的是黑死病。
13世纪,欧洲发生了一次让超过一半人口丧命运的瘟疫,造成这次瘟疫的病毒来自老鼠。如果非要找一个罪魁祸首,其实是成吉思汗的大军从草原上带来的老鼠,随着蒙古人的铁骑踏遍了欧洲大陆。
如果用现在的话来描述黑死病时期老百姓的生活,那就是欧洲人如果在街上碰到熟人,上来亲切地打招呼:“啊,你也活着啊。”
在漫长的中世纪,科学和哲学都让位于宗教,宗教和当时它的唯一代理人教会成了欧洲实际的统治者。那个时候的欧洲百废待兴,并没有能力应对突如其来的瘟疫。
眼看情况越来越严重,欧洲的医生们坐不住了,他们不再依靠自顾不暇忙着跑路的教会,开始展开自救。
一位叫做查尔斯·德洛姆的医生发明了第一个口罩。这个口罩的外形更像是一个面目,这个口罩被制作成鸟嘴形状,模拟鸟嘴的主体部分被设计得很细长,远远细长于真正鸟的嘴部。
之所以采用这么夸张的鸟嘴形状,是因为在当时人们的理解中,造成黑死病这么强威力得源头是有毒的“瘟气”。这种气体飘散在空中,人们很难察觉得到。
为了阻绝“瘟气”,查尔斯·德洛姆才想出长长突出来的鸟嘴形状,“鸟嘴”里并不是空的,而是填充了樟脑、棉花、薄荷等物,以此来过滤空气,起到消毒作用。
现在当我们提起发生在欧洲中世纪的那次鼠疫的时候,第一时间想起来的就是这个鸟嘴形状的口罩。
这个口罩这次也出现在了早期中国的防疫中,网络上流传着一张图片,在地铁涌动的人群中,突然出现了一个带着鸟嘴口罩的人,一切好像恍若隔世。
但是现代口罩的诞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1861年,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进行了著名的“鹅颈瓶实验”,这一实验证明空气中存在着大量的微生物,以细菌为代表的微生物们会导致其他的物质发生变化。
1895年,德国病理学家莱德奇在工作中发现,一些本来经历过手术,按理来说不会出现任何问题,只要等待痊愈的患者,反而病情会突然急剧恶化,严重的甚至会丧命。经过研究,他发现导致这一现象的是医护人员的唾液。
经过比对研究,莱德奇在医生的唾液中发现了金黄色葡萄球菌和链球菌,他认为正是这些细菌让病人的病情恶化。为了终止这一情况,他突发奇想,让医生和护士在进行手术和护理过程中,戴上一种用最简单的用纱布制成的口罩,主要为了挡住医生口鼻的口罩。
这一措施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,医院出现相关情况的病人大大减少。而这种用纱布制成、目的是防止病人不被医生唾液感染的口罩,成了近代医生史上第一款医用口罩。
为了不让辛苦治好的病人,因为后期护理而感染其他细菌,西方的医学界在19世纪末已经形成对于“无菌医学”的共识,在当时,所有手术器械、手术服、手术帽、橡胶手套都必须严格消毒后才能使用。
东方:一场鼠疫让中国人戴上口罩
启发了 “鸟嘴”口罩出现的,还是古老的东方智慧。
对西方人口罩观念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之一,就是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游历中国后写的那本《马可波罗游记》。当时游历到中国的马可波罗正值中国的元代,在这本书里详细记载了在中国第一次见到“口罩”的经历。
“在元朝宫殿里,献食的人,皆用绢布蒙口鼻,俾其气息,不触饮食之物。”
这段话里的“绢布”是中国有记录以来第一次出现的口罩雏形。但是,这种绢布却不是寻常百姓可以消受得起的东西,对当时的平民来说一辈子可能都用不上绢布一次,因为它要用蚕丝和黄金线织成。这种口罩在当时,是皇家才能使用的东西,目的是避免侍从们的唾沫星子与气息“污染”了帝王的食物。
而在中国,第一次现代口罩的应用要追溯1910年,让中国人戴上口罩的依旧是一次疫情。
1910年,一场鼠疫席卷中国。和欧洲的黑死病一样,1910年的鼠疫也不是来自于本地,而是来自于俄罗斯的贝加尔地区,沿着中东铁路,鼠疫在中国蔓延,到达了东北的大城市哈尔滨。这次鼠疫在中国蔓延迅速,在4个月的时间里入侵了中国5省6市,死亡人数多达6万。
时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的剑桥大学博士伍连德,临危受命,扮演了今天钟南山的角色,成为了1910年鼠疫的“首席科学家”和“专家组”的领队。
伍连德到了东北后,用了他在剑桥学得的西方现代传染病学的知识,开展了第一次在中国出现的流行病学研究。他“冒天下之大不韪”地解剖了一具尸体,这在“死者为大”的古代中国是无论如何不被接受的,伍连德只能秘密地进行。最终,他认定这次的瘟疫实际上是“肺鼠疫”,它比普通的鼠疫要严重得多。
伍连德第一次将“隔离”的观念用在了中国瘟疫的处理上,因为哈尔滨地处多条铁路的枢纽位置,他下令封锁多条铁路,劝说人们不要出门、居家隔离,这在强调宗族观念的儒家文化中是很难被接受的,他不知道费了多少功夫才让这种观念被接受。
曾经在剑桥学习过传染病学的伍连德深知,鼠疫的传染途径之一就是飞沫传播。为了真正控制“肺鼠疫”,他发明了一种由两层纱布制作的口罩,这种被称为“伍式口罩”的口罩制作简单,材料很容易就可以拿到,成本只要当时的两分半,平常百姓安全可以承受。
就这样,在当时的哈尔滨,口罩才第一次走到了平常人的手里,不再只是医生的专业防护设备,而而是每一个普通人都应该佩戴的防护用品。
不到四个月的时间,哈尔滨的疫情就在伍连德的努力下被控制住了,死亡人数降到了0。在20世纪中爆发的另外几次瘟疫中,伍连德也同样发挥了关键的作用。
为什么东亚人更爱戴口罩?
从现代意义上的口罩在东西方的诞生过程中,我们可以发现,从一开始西方的口罩就是给医生发明的,主要是防止自己身上携带的病毒传染给经过治疗的病人身上。但是在东方,口罩是保证自己不被传染的用品,而不是防止自己不传染别人。
儒家文化倡导宗族的连接,在疫情最吃紧的时候,恰巧赶上中国的农历新年,很难做到完全不聚会,而且在中国,父母和未婚的孩子、甚至年老的父母和子女,都是住在一起的。想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做到严格意义上的隔离,基本上是不可能的。
在西方,地广人稀,现实情况可以天然地排除聚集传播造成的风险。而在东方,口罩就被认定是可以避免聚集传染的好办法,进而全面强制推广。
其实就算在非疫情期间,东亚也是口罩使用最多的地区之一。在日本的街头,常年可以看到大量的人佩戴口罩通勤。而在中国北上广等大城市,每年冬春之际,也有许多人会选择佩戴口罩来阻挡雾霾。
为什么东亚人更爱戴口罩呢?
从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,花粉症和鼻炎患者在东亚越来越多。对于花粉症来说,最佳的解决办法就是阻绝花粉。所以一到换季的时候,尤其是春天和秋天,街上戴口罩的人群就会增加。因此,在东亚很多地方口罩就从传染病患者佩戴的医疗用品,变成了一个老百姓的生活必需品。
而2009年后的甲型H1N1流感的大流行,彻底改变了不少东亚人对于流感的观念。经过了那次可能致死的流感,东亚人开始不再把流感当成一个自己慢慢就会好了的小病,而是越来越把感冒当成一件是有可能致死的病症来对待。于是不少人即便很健康,也开始在感冒流行期戴口罩了。
但是,现在在中国和日本有很多年轻人日常使用口罩的频率是越来越高了,他们既不是花粉症的患者,也不是在预防感冒,口罩在当下有了很多新的用处。不少年轻人使用口罩的原因,只是因为他们不想让其他人看到自己的脸。
2011年日本的一家媒体报道了出现在当地的这一情况,报道说这个倾向多见于高中生到二十几岁的年轻人。接受采访的年轻人说,他们戴口罩是希望能有更强的安全感,不愿意让自己的真实面目展示给陌生人。因为不被人看到,可以让他们感到轻松。
在高压的日本,很多年轻人拒绝和外界接触,成为了“御宅族”,宅男宅女文化盛行在整个亚洲。大家觉得一个人上班、下班,上班也不跟同事说话,到家吃饭看看剧吃吃饭就睡觉了,是个特别好的事情。
口罩就这么成了年轻人热爱的自我保护伞,来给自己提供安全感。
End
从鸟嘴状的油布到纱布,从只有皇家才能使用的绢布,到平常百姓人手一个的双层纱布,现代口罩已经伴随人类走了一个世纪。
这段时间以来东西方对于口罩的争论,其实是源于我们各自的文化对于口罩有着不同的理解。在不同文化的影响下,不同国家的防疫政策可能都有其不同原因。
Anyway,在中国,还是请大家佩戴好口罩,保护好你我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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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Summer And Winter》
-主播-
北辰,心理专家,著名主播,主持20年心理情感热线,温暖解惑,一语中的。《心灵解压课》十点课堂全新上线。公众号:北辰在找你。抖音号:bczzn。演讲,个人心理咨询微信:16601113347。新书《你要活成一束光》当当网热卖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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